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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太經合組織第26屆部長級會議
　　在中國的推動下，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組織(APEC)第26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《北京反腐敗宣言》，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絡，旨在推動亞太各國加大追逃追贓等合作，攜手打擊跨國(境)腐敗行為。
　　作為一個國際組織，APEC主要在地區經濟上發揮作用，但對於影響地區經濟發展的政治事件及其他因素也會涉及。《北京反腐敗宣言》的通過成為了本次會議的最大亮點之一，也翻開了中國海外反腐的新篇章。
　　當然，APEC成員國之間的反腐網絡並非一份宣言就能構築，尚需通過進一步的雙邊、多邊磋商，達成一些具體且有普遍約束力的協議，讓區域內反腐合作有章可循，提供持續化、長久化的制度保障。
　　“APEC成員之間發表反腐宣言，至少表明各成員在這一問題上的一致態度，這是編織地區反腐網絡的第一步”
　　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
　　中國政府反腐的“海外禁區”，或將隨著本次亞太經合組織(APEC)第26屆部長級會議的召開，獲得一一突破。
　　11月8日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，在中方的推動下，今年APEC加大反腐敗合作力度，通過了《北京反腐敗宣言》(以下簡稱《宣言》)，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絡，在亞太加大追逃追贓等合作，攜手打擊跨國(境)腐敗行為。
　　11月9日，中紀委官網全文公佈了《宣言》，並贊其“搭建了最大的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平臺”。
　　“《宣言》讓很多貪官沒有了逃避的天堂，這就是有效打擊腐敗。建立國際反腐合作機制的意義很重大，這也是本次APEC會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。”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法治周末記者說。
　　重要的非傳統議題
　　作為一個國際組織，APEC主要在經濟上發揮作用，但也有例外，例如“9•11”事件後，反恐就曾被寫入APEC領導人宣言。
　　“相對於一些傳統議題來說，近年來APEC涉及的一些非傳統安全議題也與老百姓緊緊相連，如反恐、氣候變化、糧食安全、能源安全、傳染病、防災減災、反腐敗等。”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對法治周末記者說。
　　很顯然，與經濟議題相比，此次部長級會議在反腐方面取得的共識同樣引發關註。
　　接受法治周末記者採訪的專家均表示，腐敗是一種全球性“病毒”，但長期以來，由於各國腐敗程度不均，法律和司法制度迥異，各國的反腐難以有效應對貪官外逃，跨境追逃追贓成為很多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。
　　一項大數據調查顯示，對此次APEC會議各國網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反腐敗問題，而其中最關註的三個國家，第一個就是中國，第三個是美國。
　　“所以說腐敗問題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，發達經濟體也面臨著這個問題。”汪玉凱說。
　　“但是相比較來說，發展中國家的腐敗問題更加突出，因為面臨著政治經濟轉型和經濟制度不健全等背景。”汪玉凱介紹。
　　不可否認的是，腐敗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頑疾。
　　11月6日，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艾倫•博拉爾德(Alan Bollard)在《宣言》吹風會上指出：“現代經濟的高效產出對於反腐提出了要求，這是APEC各成員國的共識。”
　　事實上，APEC從十幾年前已經對反腐問題有所涉及。從2005年成立APEC反腐敗工作組至今，APEC反腐敗國際合作走過了近十年的歷程。
　　今年，中國擔任APEC輪值主席國，在中國的主導下，更有了實質性進展。8月13日至15日，APEC反腐敗系列會議在北京召開，通過了亞太經合組織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(ACT-NET)職權範圍等文件。
　　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(Psaki)說：“反腐執法合作網絡最初由美國和亞太經合組織提出，並得到了當時的東道國印尼、中國和其他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的支持。”
　　有了前期奠定的一系列基礎，此次APEC會議對於區域性反腐網絡的構建以及宣言的發佈水到渠成。
　　艾倫•博拉爾德此前曾向媒體透露說，《北京反腐宣言》的提議最早來自於中國領導層，同時美國方面也參與到了提議中。
　　11月5日至6日舉行的2014年APEC最後一次高官會，批准了APEC經濟體成員在反腐敗領域的合作。11月7日至8日舉行的2014年APEC部長級會議，通過了《宣言》。
　　《宣言》在當日部長會議上的通過成為最大亮點，也翻開了中國海外反腐的新篇章。
　　點亮反腐盲點
　　《宣言》主體部分共8條，加強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合作是其核心內容。而如何追逃追贓，一直是反腐敗的熱門話題。
　　腐敗分子攜巨款出逃，不僅導致大量資產外流，更嚴重損害了法紀權威和國家形象。
　　根據聯合國禁毒署與世界銀行的保守估計，全球發展中國家每年有200億至400億美元被非法轉移，但在過去15年裡全球被追回的資產僅為50億美元。
　　由此可見，國際追逃追贓的完成需要解決大量的體制機制性問題。
　　目前追逃的主要做法有引渡、非法移民遣返、異地追訴、勸返等；追贓的主要做法是通過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或引渡條約、利用贓款贓物所在國犯罪所得追繳法或其他國內法、境外民事訴訟等。
　　此前我國與38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，與51個國家簽訂了刑事司法協助類條約，與93個國家簽署了檢務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，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係，初步構建了追逃追贓的國際合作網絡。
　　近來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反腐合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。據媒體報道，澳大利亞當局近期將查封中方通緝的7名經濟逃犯的資產，其中包括雲南原省委書記高嚴、廈門原副市長藍甫等。據悉，這些人大部分偽裝成富商，並已獲准定居悉尼。澳方警察還稱，潛在嫌疑人還包括一些已經加入澳大利亞國籍的人。
　　“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聯合追討中國海外貪官資產的行動，已經成為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成果的典型案例。”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反腐專員謝爾溫•馬傑萊西(Shervin Majlessi)此前說。
　　儘管如此，境外追逃仍存在諸多制度“盲區”。
　　國際追逃主要依賴引渡。依據國際法，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沒有必須引渡的義務，除非簽訂了引渡條約。
　　反腐理論研究專家、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，如果沒有引渡條約，兩國雖然均是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》成員，可以援引相關條款開展合作，但會面臨很多限制。比如死刑不引渡原則等。
　　法治周末記者瞭解到，中國目前締結雙邊引渡條約的38個國家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。相對全球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總體數量，腐敗分子在“避風港”的選擇上仍有很大空間。
　　汪玉凱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，貪官一旦逃到沒有簽署引渡條約的發達國家後，追逃就變得很困難。所以建立APEC這樣一個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，就增加了一個反腐合作的平臺，對中國加大追逃貪官的力度意義更大。
　　“發展中國家的貪官都跑到發達經濟體，比如加拿大、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，一度被中國外逃貪官當作‘避罪天堂’，而這些國家恰恰在亞太這個圈子中，如果通過反腐敗宣言，能夠建起共同合作機制，包括反腐敗網絡，這對貪官就是一個很大的震懾。他們就不敢輕易選擇去這些國家了。”汪玉凱說。
　　“中國提倡的在APEC框架下加強國際反腐合作的議題以共同宣言的方式發出，彰顯了各經濟體成員國一致打擊腐敗和國際犯罪的態度和決心，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反腐工作的支持。”林喆說。
　　“《宣言》讓很多貪官沒有了逃避的天堂，這就是有效打擊腐敗。建立合作機制的意義很重大。”汪玉凱說。
　　中國的、亞太的
　　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中國政府在反腐上所動的“真格”前所未有，據不完全統計，截至2014年10月底，已有51名副省部級以上官員被查處。
　　而除了在國內展開多輪巡視工作以外，中國紀檢部門對於境外追贓追逃“第二戰場”的開闢，也更好地詮釋了“反腐無禁區”的理念。
　　早在今年1月，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就明確要求，加大國外追逃力度，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。3月，中紀委整合成立國際合作局，通過加大國際合作，切斷貪官外逃之路的思路更為明確。
　　此外，中國開戰的聲勢浩大的“裸官”治理、“獵狐行動”等，無一不在重新構建著輻射海外的反腐新格局。
　　以“獵狐行動”為例。今年7月起，公安部部署了代號為“獵狐2014”的行動，行動開展100天已從40餘個國家和地區緝捕勸返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180餘名。
　　但一個尷尬卻無法迴避的問題是，我國仍有大量外逃貪官在境外逍遙。
　　一項發自於央行的課題報告稱，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，我國各級幹部、國企高管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、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萬多人，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。
　　2001年1月，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就曾聯合召開電視電話會議，部署追捕在逃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嫌疑人，新華社當日發佈消息稱，“據不完全統計，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。其中，有的已潛逃出境，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，使一些國有公司、企業難以為繼，社會危害十分嚴重”。
　　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，2008年至2013年5年間，共抓獲外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6694名。
　　這是官方首次給出被抓獲的外逃貪官的數據。
　　中央紀委此前通報，僅2013年中秋和“十一”兩個假期，出境的公職人員中有1100人沒有按時返回，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。
　　今年2月，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法治藍皮書作出預警性判斷，認為2014年腐敗公職人員外逃現象可能還將加劇。
　　中國加強海外反腐合作，已經是時不我待。
　　“這也是中國搭建APEC反腐國際合作平臺的初衷。”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艾倫•博拉爾德表示，《北京反腐宣言》將會就共同打擊貪腐的一些原則作出聲明，同時將建立一個APEC各經濟體司法部門共享信息機制，各經濟體司法部門可以在APEC地區跨境傳遞腐敗案件信息，如果必要，可以跨境對貪腐案件進行追蹤。
　　“因此由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合作，比如美國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等，共同發表反腐敗宣言，就會給世界很多信號，也就是說，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，都把反腐敗放在很重要的位置。”汪玉凱說。
　　不過，上述工作在進行過程中仍面臨不少障礙。就國際追逃追贓來說，由於司法制度有所區別等因素，追逃追贓方面的國際合作渠道並不通暢。同時，跨國公司商業賄賂犯罪情況複雜，調查取證難度大，單靠某一經濟體司法機關的力量難以實現。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APEC已成為一個重要突破口。王義桅指出，美國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中國貪官外逃的重要藏匿地，中國利用APEC平臺展開反腐國際合作和海外追逃順理成章。
　　“在APEC平臺上，由中國主導推動反腐國際合作，相比一些宏觀領域的談判更為務實，也更易推進。”王義桅分析稱。
　　受訪專家表示，APEC成員國之間的反腐網絡並非一份宣言就能構築。構建APEC反腐網絡既有有利條件也存在挑戰，有利條件是反腐區域內各成員的共同利益；挑戰則是，反腐涉及不同社會制度與司法制度間的協商，仍可能限制合作效率的提升。
　　“APEC成員國之間發表反腐宣言，至少表明各成員在這一問題上的一致態度，這是編織地區反腐網絡的第一步。”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，構建APEC反腐網絡，需要通過進一步的雙邊、多邊磋商，達成一些具體且有普遍約束力的協議，讓區域內反腐合作有章可循，提供持續化、長久化的制度保障。
（原標題：APEC搭建國際反腐大平臺）